司洛路，一个山东的基层干部，因参加“武训历史调查团”的总结会而住进了中南海，有一天竟与伟大领袖共进晚餐，听毛泽东谈古论今。
下文摘自《武训传批判纪事》，袁日希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3月出版。
武训历史调查团在堂邑、临清一带忙了十来天，李进、袁水拍、钟惦?要带材料回北京整理、总结，再形成文字材料，他们希望当地派几位熟悉情况的同志一道去北京，以利于后期工作。那时候地方上生产和“镇反”工作都很忙，机关人手又少，参加调查团的当地干部大多都走不开，最后聊城地委指定司洛路去北京。因为司洛路是聊城地委的宣传部长，又曾经担任过堂邑的县委书记，还加上老家在这一带，他大概是最恰当的人选。武训历史调查团里山东、平原两省的成员中只有司洛路一人随江青等人进了京，他有幸成了北京总结会上唯一的“地方代表”。
虽说是毛泽东提议组织的武训历史调查团，但中共中央宣传部是这事儿的主管单位，司洛路到北京算是中宣部的客人。当年的北京别说大宾馆、大饭店很少，就连招待所也没有几处，中宣部找不到合适的地方给司洛路住，只好把他安置在中宣部的一间小办公室里。那时中宣部在中南海西侧怀仁堂旁边的庆云堂办公，调查团工作的总结会也在庆云堂开，司洛路住的就是庆云堂的一间偏房，开会很方便。会议大餐那年月还没时兴，来开会的人大多回自己家吃饭，司洛路这个外地来的人就同中宣部几个不回家的处长吃食堂。
武训历史调查的总结会由文化部副部长周扬主持，开会经常是他讲话。周扬的话湖南口音很重，司洛路一句也没听懂，但山东老乡江青告诉他，毛主席和中央都肯定了调查团的工作，不过会议认为现有的材料中没有武训占有土地情况和几所武训学校学生成分的确切数字，所以还要请司洛路回去调查这两个方面的情况，找到准确的材料。她还对调查不周表示歉意，对司洛路说：“这不怪大家，主要是我们几个中央去的同志考虑问题不全面，主要责任在我。”
6月17日开了最后一次会议，下午一散会，江青叫住司洛路说：“这几天工作辛苦，吃的又不好，今天跟我回家吃晚饭，主席也跟我们一块儿吃，他想见见你。”江青还很周到地告诉司洛路：“你不用着急，饭后我叫司机用小车送你去前门火车站上车，保证误不了。”
听说能见到“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司洛路当然很激动，心想，自己参加革命工作十几年，总算能亲眼见到领袖了。由于时间紧，又不能让江青等着，司洛路连件干净衣服也没来得及换就跟着江青出了门。
走到丰泽园，进了几个小门，来到一个四合院，江青说到了。司洛路见这是一个南北长、东西窄的四合院，有北房南房和东西厢房，每面都有好几间，四处都是门窗。江青带司洛路到院西北角一个能遮阳避雨的小天棚下，让司洛路坐在棚下的竹椅上休息，她自己进了东屋。
过了一会儿，江青从屋中出来，她身后跟着个身着中山装的大个子，司洛路一眼认出这是毛泽东。毛泽东后边还跟着两位与毛泽东一般身材的首长，司洛路都不认识。那个时候没有新闻电影，更没有现在中央电视台每天让首长们露脸的新闻联播，司洛路只是从满街张贴的领袖像上记住了毛泽东的模样，其他中央首长对他这个地方的小官来说是两眼一摸黑，全不认识。等他们走到天棚下，江青向毛泽东和那两位介绍了司洛路，又向司洛路介绍说，这二位是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和公安部长罗瑞卿。
当时与毛泽东左右相随的这两个人，十五年后却成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最先选中的对立面，当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头两名“黑帮”。
江青向毛泽东等人介绍说，司洛路同志是鲁西冠县人，是冀鲁豫分区的，长期在聊城和堂邑工作，非常熟悉堂邑和武训的情况，这次参加调查团做了不少工作，他今晚还要赶回山东去，搞武训的地亩账和三所义学学生成分表等补充材料。
毛泽东说：“他们这次调查武训的事很有成绩。”然后又跟彭、罗二位说，司洛路同志饭后还要赶火车回济南，晚饭已经准备好了，咱们一道边吃边谈。
见到毛泽东是司洛路一生中的大事，他一直记得当时谈话的内容和许多其他细节。他还记得在毛泽东家那晚上吃的菜有鸡蛋炒豆腐、炒洋白菜，喝的是玫瑰酒，那天他还第一次见到成听的大中华烟。他记得吃饭时有一个小女孩出来进去，江青说这是她女儿，还让女孩叫司洛路叔叔。
毛泽东让司洛路别客气，随便吃，自己也边吃边聊了起来。
毛泽东说了几句后，司洛路对他的湖南话似懂非懂，彭真看出了这一点，问司洛路：“你听得懂主席的话吗？”司洛路答：“有的听不太懂。”同桌的几个人都笑了，于是彭真就自动充当翻译，毛泽东说几句，彭真就用带山西口音的普通话翻译几句。
毛泽东先问了聊城地委书记、专员都叫什么名字，司洛路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又问聊城地区管几个县、寿张县归不归聊城管。司洛路回答以后，毛泽东说：“你是聊城的，你知道你们地区的寿张县为什么叫‘寿张’吗？”司洛路摇头，毛泽东又对彭真、罗瑞卿、江青道：“你们也不知道吧？”
见众人都不知道，毛泽东自己开始对大家讲寿张县名的来历。毛泽东说：“你们知道唐朝有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她手下的宰相叫张九龄，张九龄原来不叫这个名字，只因活到90岁，人们才叫他‘九龄’。这个张九龄深得武则天重用，在他90寿辰时，武则天赐给他一片地作寿礼，这片地当时就定名叫‘寿张’，就是现在的寿张县。”
回山东后，司洛路问过许多寿张县和聊城一带的老人和读书人，谁都不知道毛泽东讲的这个故事；司洛路也查了省志、县志，都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听说寿张县城南边黄河大堤上有一座“张庙”，司洛路还专门去了一趟，问清了张庙是为一个叫“张百忍”的人修的，这张百忍也不是唐朝人。后来一些年，司洛路有机会就查找有关的史书，他看到过的正史、野史上也都没有这段轶事。司洛路一直认为毛泽东是博学的大历史学家，一定是从什么史书的孤本善本上读到过寿张的历史。其实，毛泽东讲的“寿张”的故事多半是这位浪漫诗人即兴创作的段子，因为《旧唐书》和《新唐书》都写得明明白白，历史上的张九龄只活了68岁，他生于公元678年，病卒于740年，武则天去世时（705年），张九龄才27岁，他是唐开元二十四年才当上尚书右丞相，那时他59岁，武则天已死了三十多年。
接着，毛泽东又详细询问了堂邑一带大灾荒的情况，问死了多少人，是不是有的村子成了“无人区”。司洛路不知道死了多少人，只说了说大概的灾情和人民政府赈灾救贫的情况。司洛路对没能回答上“寿张来历”和死人数字两个问题懊悔了许多年。平生就这么一次机会见到“伟大领袖”，却没能回答上主席提的主要问题，这对于一个党的基层干部来说确实是一大憾事。
毛泽东还问了聊城地区“镇反”运动的情况，问有没有因为有人有怨言就不镇压的情况。司洛路说有。毛泽东说：“不是不镇压了，只是清理一下，该放的放，该关的关，该杀的还是要杀。”罗瑞卿插话说：“中央的政策是对的，是你们的工作没做好。”司洛路点头承认。
司洛路回到聊城后，急忙赶到堂邑、临清一带，6月19日至23日在柳林镇了解情况时，听说堂邑武庄武训的侄孙家有武训的“地亩账”，就赶到武庄取到两个大账本。账本上只有“义学正”的字样，并没有武训的名字。这两个账本的主要内容后来都收入《武训历史调查记》，成了给武训定性为“大地主”的主要依据。
司洛路又在堂邑县倪屯村访问了81岁的倪瞻云。根据倪瞻云的回忆，并参考其他人的意见列出了武训所办义学的学生情况调查表，这个表也收入了《武训历史调查记》，并由此表得出武训的义学是为有钱人家的子弟办的论断。
司洛路后来调到江苏工作，先后任南京市化工局局长、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1983年离休前是南京市政协副主席。“文化大革命”初期，他被造反派揪出来，说他“胆敢自称与伟大领袖一桌吃过饭”。等查实情况后，造反派头头说：“你当时不错，老早就跟江青同志参加文化革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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